崇祯元年的北京城，比万历年间冷清了许多。街上的乞丐多了，商铺关门的多了，连那些勋贵皇亲的马车，看起来也没那么鲜亮了。辽东的战事像一只吞金兽，每年几百万两银子扔进去，连个响都听不见。朝廷上下都在为钱发愁，九边的军饷欠了半年，京官的俸禄也减了又减。

沈墨到京城时，已是四月中旬。他没住客栈，而是去了崔景荣府上——崔景荣去年升了兵部左侍郎，算是朝中说得上话的人了。

“敬之兄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崔景荣见到他，又惊又喜，“也不提前说一声。”

“事急，来不及。”沈墨直入主题，“景荣兄，朝廷真要放弃台湾？”

崔景荣叹口气，屏退下人：“这事……一言难尽。皇上登基不久，东林诸公掌权，他们满脑子都是辽东、是整顿吏治、是清理阉党余孽。台湾？太远了，远到他们顾不上。”

“顾不上就可以不要？”沈墨压着火气，“台湾五万多汉人百姓，三千驻军，说不要就不要了？”

“不是不要，是……力不从心。”崔景荣苦笑，“敬之兄，你知道去年福建拨给台湾多少粮饷吗？三万两。三万两，够干什么？观墨去年来了七八封催饷的信，兵部压着，户部哭穷，内阁装看不见。要不是你从邱家借了粮饷，台湾早乱了。”

沈墨沉默。他知道崔景荣说的是实情，但实情更让人心寒。

“我带了份奏折。”他从怀中取出邱鸿逵那份折子，“你看看。”

崔景荣接过细读，越读眼睛越亮：“开海禁，设市舶司，以海养海……这主意好啊！谁写的？”

“一个商人。”沈墨道，“但道理是对的。朝廷现在缺钱，开海收税，一年至少能多收几十万两。有了钱，台湾的粮饷就不用从福建挤了，九边的军饷也能宽裕些。”

“话是这么说，但开海……”崔景荣摇头，“太难了。当年隆庆年间开月港，闹出多大风波？多少官员因为走私被查办？现在要是全面开海，断多少人的财路？那些人能答应？”

“不答应也得做。”沈墨很坚定，“再不开海，朝廷就要被钱逼死了。辽东要钱，九边要钱，赈灾要钱，哪样不要钱？钱从哪来？加赋？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。”

崔景荣在屋里踱步，良久，停下：“这折子，我可以帮你递。但光递折子没用，得有人在朝堂上说话。皇上刚登基，想做事，但也得顾忌朝议。”

“谁能在朝堂上说话？”

崔景荣想了想：“有两个人。一个是新任户部尚书毕自严，他是实干派，管着钱袋子，最清楚朝廷多缺钱。另一个是礼部右侍郎钱谦益，东林领袖，文章写得好，在士林中威望高。要是这两个人肯出面，事情就有希望。”

“能见吗？”

“毕尚书我可以引见。钱侍郎……他清高得很，不一定愿意见你。”崔景荣道，“不过，你可以去找一个人——翰林院编修陈子壮。他是广东人，对海贸之事比较了解，而且跟钱谦益关系不错。”

沈墨记下名字：“多谢景荣兄。”

“先别谢。”崔景荣看着他，“敬之兄，你这次进京，风险很大。朝中不少人都盯着你，等着抓你把柄。你一个革职之人，插手朝政，这是大忌。万一……”

“没有万一。”沈墨打断，“台湾不能丢，丢了，我这辈子白活。”

崔景荣知道劝不住，只好说：“那你小心。住在哪里？别住客栈，不安全。我城西有处别院，你先住那里。”

“好。”

安顿下来后，沈墨开始活动。他先见了毕自严。这位户部尚书果然务实，看了奏折，问了几个关键问题：开海能收多少税？怎么防止走私？市舶司设在哪里？人员怎么安排？沈墨一一作答，有些答得上，有些答不上，但毕自严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