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中三年（公元782年），立春之后，龟兹城外的风，裹着黄沙，愈发硬了。

白日里，天光明晃晃地压下来，城头、田埂、渠口、荒滩，一处处都被照得发白；到了午后，风起，黄沙顺地而行，先是薄薄一层，渐渐便厚起来，贴着人脚面、车轮和墙根，一点一点往前推。

远处望去，城外那些新开的屯田，仿佛浮在一片灰黄之上，随时都会被吞没。

李长安站在城东旧屯边，眯着眼，许久没有动。

他眼睛坏了以后，白日尚能看个大概，到了申酉之交，便只剩模糊一团。

看不真切，反倒逼得他更用心去听、去摸、去闻。

此刻，风从正北偏东来，带着沙土和草根的涩气，吹过那些刚起色的麦畦，发出极轻的刷刷声。

那声音很薄，像有人拿手指抹过纸面。

跟在他身边的是几个屯田军吏、两个老渠工和十余名军户。

这些人。起初并不怎么信他。

一个眼睛快废了的年轻校尉，从长安回来，说要教他们看地、分水、挡沙。

听着总像有些笑话。

可这段时间下来，在李长安的指导下，他们也确实铸出了勉强可用的新铜钱（按：敦煌文书记载，大历初年安西军就曾尝自铸钱币，但“万无一成”，以失败告终），做出的铁镞也比之前更结实。

到了这会儿，众人对李长安，已然信服，都相信他说的法子会有用，甚至担心他哪天真看不见了，这些好不容易拾回来的法子，会不会也就跟着断了。

“李将军，”一个老军户弓着背站在一旁，抬手挡着风，低声问道，“这几垄麦，眼下看着还直。可这两日沙气重，怕是要糟蹋了。”

李长安没有急着回话。

他缓缓蹲下身，手先探进麦畦边的土里，捏起一把，放在指腹间轻轻一搓。

土还算润，没有板结。

随后又摸了摸麦苗根部，叶尖虽细，倒不蔫。最后，他偏过脸去，闻了闻风里带来的气味。

“风一坏，沙便起。”他站起身，用手里的木杖朝远处几片荒滩比了比，“不先拦风，秋后还得埋种。”

众人都望过去。

那几片荒滩原本只是零零散散起着几簇枯草，如今被春风一刮，已经现出一条条细小的沙舌，正朝屯田边上慢慢卷来。

若再放任几个月，到了夏末秋初大风正盛的时候，这些沙舌便会连成面，到时不用吐蕃放火，地自己就先叫沙吃了。

如此一来，若要种地，便不能只管下种，得先保地。

可怎么保，城里许多人其实没有底。

李长安也没有读过专讲“治沙”的书。

他只是把从前在于阗河边那座山堡看过的老法子，和在长安借来的农书、水利簿子里那些关于“因地为用”的道理，一点点拼起来，再拿眼前这片地试试深浅。

“先种树。”他说。

这句话一出口，旁边几个人都愣了愣。

一个年轻军吏忍不住道：“这地方，粮都未必养得活，还种树？”

李长安转过头，眼睛半眯着，像是在看他，又像根本看不清他，只能凭声音辨位置。

“正因为粮养得难，才得先养地。”他说，“不把风挡住，种多少都白搭。”

那老渠工在一旁点了点头，低声接道：“是这个理。旧年城北那一片，便是风先起，沙后卷，最后连渠也埋了。”

李长安又道：“胡杨、红柳，先栽这两样。别往田中间种，要种在屯边、渠边和墙边。”

“为何？”那年轻军吏，依旧不解。

“它们命硬。”李长安答得很短，“根扎得深，先把沙拽住。”

龟兹周边的老军户都知道，沙里能活的树，本就不多。

胡杨和红柳，是少数能在这样的风土里扎下根去的。

旧年驿路边上、废堡旁，还常见些活了几十年的老胡杨，一半枝干枯朽，一半竟还发绿，叫人看了心里都发硬。

红柳更低矮，却也更密，根也狠，能往沙里扎下去，把浮土一点点扯住。

“人手够吗？”郭怀安拄着拐，从后头慢慢走了过来。

这些日子，他不再只坐在作坊门口，也会时常来看田、看渠、看那些新冒头的事物。

他走得还是那样缓慢，右腿拖着，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