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深秋，第一批浙江青年离开杭州的时候，站台上的风是湿的。

江南的秋风，总还带着点水气，吹在脸上像蒙了一层薄纱。

何望舒那时候还不知道，这大概是她往后许多年里，最后一次被这么软的风吹着了。

她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怀里抱着一个蓝布包袱，脚边放着木箱。

箱子里东西不多：两身换洗衣裳、一卷棉被、一本新华字典、一支钢笔和一本字帖，还有母亲硬塞进去的一只白底蓝边带盖子的搪瓷杯。

临出门前，母亲又把几条用江南细棉布缝好的月事带压在最底下，布层里夹着晒干捣细的草木灰。

母亲没有多说，只替她把箱扣按紧。

按完，又在箱盖上压了一压，像是这样就能把什么压牢似的。

然后她低声道：“到了那边，别逞强。要是真难，能忍一忍就过去了。”

何望舒点头的时候，眼睛有些发热。

她二十五岁，杭州师范毕业，在小学教了三年书。

她本来熟悉的是雨天的青石路、潮润的粉笔灰、学生念书时齐整的童声。

可这一年，学校里一次次动员，说国家要建设新疆，说边疆缺教师，缺识字的人，也缺肯把家安到荒凉处的人。

她听久了，心里像被什么推着。

起初只是听。

来宣讲的人作报告时，她坐在后排，膝盖上还摊着一本没改完的作文本。

台上的人讲边疆，讲荒漠变良田，讲国家百废待兴，她手里的红笔停在半空，一个字也没批下去。

然后是想。

她想，那些动员报告里说的“边疆”，离她的青石路有多远？

她不知道。

只知道，自己师范毕业那年，先生在她的纪念册上写了四个字：“学为人师”。

她一直记着，却从没认真想过，这四个字究竟要她往哪里走。

再来，她干脆报了名。

家里不是没有劝过。

母亲替她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手一直没停，嘴里的话却很轻：“西北路远，风大，吃苦是一定的。你一个姑娘家，去了以后，凡事都得自己扛。”

何望舒坐在桌边，帮着折衣裳，只说：“总得有人去。”

母亲看了她一眼，没有再劝。

知女莫若母，她知道这个女儿说话轻，却从来不是一时兴起。

火车把他们送到武威，铁轨就到头了。

再往西，只能换敞篷大卡车。

那一路，才是真正的进疆。

车上没有像样的座位，铺两层行李便算坐处。

白天太阳直晒，脸上的皮一层一层发紧，先是从颧骨的地方开始，像有人拿细砂纸在磨；夜里风从车帮子外头灌进来，棉袄也挡不住，冷不是一下子来的，是一寸一寸从袖口、领口、裤脚往里渗。

路不是平的，车一颠，人便跟着弹起来，骨头像要散架。

沙打在脸上，不是落，是抽。

起初她还觉得疼，后来脸木了，便也不觉得了。

头发里一抓一把土，牙缝里也有细细的砂，吃饭的时候咬下去，嘎吱一声，分不清是米粒还是沙子。

何望舒起初还会拿手绢捂口鼻。

手绢也是临走前母亲塞给她的，江南细棉布做的，角上绣了一朵小小的茉莉。

后来手绢硬了，黄了，洗也洗不净，她索性把它叠好收进包袱里，把头巾往下拉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

风从眼缝里钻进来，眼角干得像要裂开。

她忽然想，那朵茉莉，大概这辈子也闻不到了。

也就是这时候，她忽然意识到一件事。

从前在杭州，她听动员报告，听“支援边疆建设”这些话，觉得那是很远的事，是别人的事，是写在横幅上的事。

现在她坐在敞篷车里，嘴里的沙还没啐净，她忽然明白了——自己已经成了那“别人”。

这个念头让她愣了一下，随即又觉得也没什么。

风还是风，沙还是沙，路还长。

她把头巾又往下拉了拉。

她第一次真正明白，母亲出门前那点欲言又止，不只是舍不得，是已经替她想到这一路的苦了。

刚满二十七岁的陆国庆，比她早几天上的路，是从华中工厂里动员来的青年技术工人。

他父亲在码头扛包，肩膀上的茧子厚得能磨刀。

母亲给人浆洗缝补，冬天手泡在冷水里，指关节肿得像小萝卜。

家里兄弟姊妹多，一张桌子吃饭，筷子伸慢了一点，菜就全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