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望舒被分到麦盖提，是在1956年的春天。

那时麦盖提还属莎车专区，1956年6月才划归喀什专区。

陆国庆是通过治沙大会战调到她身边的。

1956年夏，师部组织防风固沙大会战，从各农场抽调劳力。

陆国庆作为机耕队技术骨干，被派去支援麦盖提分场。

何望舒在治沙队扎沙障、栽红柳，两人隔着风沙重逢。

陆国庆也从“三个月支援”，变成了长期扎根。

他们俩结婚是在1958年的春天。

婚礼很简单。场部批了一间地窝子，战友们凑了两床新被面，文教组的人用红纸剪了几个“囍”字，贴在土墙上。

没有酒席，炊事班多蒸了一锅馒头，拌了一盆咸菜，就算待客。

老韩从治沙队赶来，送了一把坎土曼，新打的，木柄用砂布磨得光滑，刃口闪着青。

“礼物不重，”老韩说，“你们往后要过日子，这比我送啥都强。”

何望舒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式棉衣，领口磨出了絮，她用同色的线细细缝过，不仔细看瞧不出来。

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别了一朵从上海支边青年那里借来的塑料红花——那姑娘说，这是她母亲从上海寄来的，整个分场就这么一朵。

陆国庆穿着仅有的一套没有补丁的工装，袖口还留着洗不净的油印子。

两人站在地窝子门口，给来客敬的是搪瓷缸子泡的砖茶。

地窝子里挤满了人。

呼吸混着莫合烟和砖茶的气味，在昏黄的马灯光里凝成一层薄雾。

何望舒的后背贴着土墙，墙皮粗糙，硌得肩胛骨发疼，可她没敢动。因为一动，那朵塑料红花会歪。

证婚人是副场长。

他左臂的袖管空着，站在马灯光里，声音不高：“你们两个，一个教书，一个修机器，都是场里的骨干。成了家，就要把根扎下去。在新疆，根扎得深，树才活得了。”

何望舒和陆国庆对视了一眼。

他眼角有了几道细纹，是常年眯着眼修机器落下的；她的虎口有硬茧，是这些年握坎土曼磨出来的。

两个人都不那么年轻了。

可这一眼望过去，还是一九五六年那个风沙天——芦苇捆被风掀起来的时候，他整个身体横过来，替她挡住了砸下来的那一捆。

“想好了？”副场长问。

“想好了，”陆国庆说，“一起过。”

何望舒点点头：“一起过。”

婚后一周，陆国庆向场部递交了申请，他请求调到麦盖提去。

“夫妻团聚。”陆国庆在申请上写道，“同时，那边缺机修骨干。”

场长很快同意批准。

1958年正是兵团各农场扩建的重要时期，人员调动频繁。

夫妻团聚是正当的理由，技术支援更是正当的理由。

于是，这对夫妻继续在麦盖提扎沙障、挖鱼鳞坑、栽红柳。

地窝子后来换成了土坯房，土坯房门口栽了一棵沙枣树，是何望舒从河滩上挖来的野苗，移栽时只有筷子粗，如今已经长到一人多高，春天开花，香味能飘进屋里。

一九五九年正月，麦盖提农场。

他们的女儿出生在农历腊月二十八，阳历二月六日，立春后第二天。

那天叶尔羌河的冰还没全开，水浑黄，带着上游融雪冲下来的泥沙，在河湾处撞出沉闷的声响。

何望舒在周姐的土屋里，疼了整整一天一夜。

疼到后来，她的嗓子已经哑了，只剩下喉咙深处挤出的闷哼。

周姐说“使劲”，她就使劲，像这些年跟风沙较劲那样，咬着牙，把命往外推。

然后她听见了又急又细的喘气声，像春天刚出壳的鸡雏。

她一下就哭了。

陆国庆在门外蹲着，一根接一根地抽莫合烟，烟灰落在膝盖上，他也不拍。

天亮时，周姐出来，怀里抱着一个红彤彤的婴儿：“母女平安。六斤。”

陆国庆站起来，腿麻了，踉跄了一下。

他接过孩子，手抖得厉害，差点没抱住。

那孩子小脸皱着，眼睛还没睁开，嘴唇一张一合，像在找什么。

“叫啥？”周姐问。

何望舒躺在里屋，声音虚弱却清楚：“冬梅。陆冬梅。冬天生的，腊月底，数九寒天。梅花在江南，凌寒独自开。”

“正好让她记住，”陆国庆低头看着女儿，嘴角有了笑意，“她生在风沙线上，可得比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