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七八年三月，麦盖提农场。

陆冬梅这一年十九岁。

她是腊月二十八生的孩子，年头年尾总缠在一起，算起岁数来，常比旁人多费一道心思。

去年冬天恢复高考，她报了名，跟着场里几个年轻人一道去考。

成绩下来时，她自己倒还稳着，何望舒反而比她先紧张。

直到今年二月，一封盖着邮戳的牛皮纸信封送到农场，母女俩把信拆开，一行行看下去，才真觉得这事落到了实处。

录取通知书上写得很清楚：陆冬梅，南京林学院林学系。

这是恢复高考以后，第一批入学的新生。

开春不久，她就要动身了。

临走前一夜，屋里点着煤油灯。

何望舒坐在炕沿边，低着头给她缝棉衣。

针脚一针一针细细密密，用的是前些年父母从老家带来的蓝底白花布。

这匹蓝染布压在箱底好些年了，平日里舍不得裁，今天才拿出来，给棉衣里子补了一圈边。

布一展开，竟还带着点淡淡的旧樟木气，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一路压到了今天。

陆国庆蹲在门外，借着月光修一台旧收音机。

那收音机壳子裂了道缝，他先用铁丝箍了一圈，又缠上几层黑胶布。

电池簧片接触不好，他拿小刀刮了刮铜锈，又把后头的螺丝一个个拧紧。

修这种小东西，不比修拖拉机和锅驼机费劲，可他蹲在那里，神情一样认真，像手底下不是收音机，是要陪女儿走很远的一件家当。

“爸，”陆冬梅站在门口说，“别修了。学校里有广播。”

“广播是广播。”陆国庆没抬头，“收音机是自己的。想听啥，自己拧。”

他说话还是老样子，不多，却稳重。

陆冬梅从小就喊他“爸”。

很小的时候，她也跟着别的孩子喊过“爹”，后来上了学，识了字，看见课本上都是“爸爸妈妈”，叫着叫着，也就改了口。

何望舒没纠正过，陆国庆也没说过什么。

那一代人的称呼，许多都是这样慢慢改过来的，不声不响，像树抽新叶，不必特意提起。

何望舒把线在头发上抹了一下，拉紧，最后一针收在袖口里。

她把棉衣叠好，放进帆布包，又往里塞了一本《新华字典》，一本旧笔记，还有几支削好的铅笔和一管崭新的钢笔。

那本笔记是她这些年教书时留下来的，里头前半本记着生字和算术，后半本却空着。

她想，冬梅去了南京，也许正好用得上。

“到了那边，记得写信。”她说，“江南潮，冷不是咱这儿这种冷。衣裳要勤晒，夜里被子要盖严。这棉衣别嫌厚，带着。”

陆冬梅点了点头。

她看着母亲的手，那双手背上已经起了淡褐色的斑，指节也粗了，是多年握粉笔、记账、栽树、扶苗，一点点磨出来的。

她忽然想起很小的时候，母亲也是用这双手给她梳辫子，教她写字；后来也是这双手，在沙梁上紧紧按住木桩，掌心裂开了口子，血还没渗出来，就先叫沙土糊住了。

“妈，”她轻声说，“场里今年春上的活重，你和爸……”

“知道。”何望舒没等她说完，便接了下去，“你爸这两天正带着机耕队往河道边运苗。老韩如今管林业站，整天跑沙梁，量风口，看沙线。场里今年分下来的任务不轻，能抽上的人手差不多都上了。”

陆国庆这时把收音机包好，拿旧毛巾裹了一层，递进屋里。

随后又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布包，层层打开，里头是一叠卷了边的票子和几张粮票。

“场里补的。”他说，“路上买点热乎的吃食。火车坐得久，别硬扛。”

陆冬梅接过钱，指尖碰到父亲的手掌。

那手掌粗糙，纹路深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油，和她小时候看惯的一样。

她忽然又想起七岁那年，自己站在草方格边，看见沙梁顶上那个模糊的人影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那一幕在她心里竟一点也没旧。

她把钱攥紧，低声说：“爸，我走了，你们……把沙摁住。”

陆国庆抬眼看了看她。眼角细细的纹路像沙地上车辙，被风吹过，也还留着印子。

他笑道：“摁住。你安心念书，把本事学回来。”

一九七八年春，南京。

陆冬梅第一次看见长江，是在一个落着细雨的傍